旧文整理之五：走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旧文整理之五：走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孙立平

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的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简单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8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征之外，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50％以下是， 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５０％。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由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时候，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其实，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于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由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

即使是我们在前几篇文章中讨论的社会的断裂问题，也与这种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关系上。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之为二元结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工业化过程。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却可以发现，当时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征，又通过资源的流动，将两者连接到一起。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一个城市家庭每个月将几十元的收入用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呢？可以说大多数是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粮食和副食品不用说了，那是农民的产品，就是衣服等日用品，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也就是说，当时城里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城里人的消费项目和收入的支出情况。假定一个城市家庭的每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话，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几百元。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千元上下也就差不多了。其余的花费在什么上了呢？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的费用、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旅游以及其他的服务等。而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城里人的这些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这首先意味着，城里人说的越来越多的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从国际市场的进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又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又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一直被内需不足的问题所困扰。简单地说，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卖不出去。需求已经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许多讨论。但在这些讨论中，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就是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必须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也就是形成它的市场条件。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在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

我们还是刚刚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它对我们的挑战也许还刚刚在开始。

消费模式与制度安排

孙立平

如果仅仅在理论上讨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进入了，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时代的？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学术界还确实存在争论，而且很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答案。仅仅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指标，就够讨论一阵子的了。

但不管理论界或学术界提供的说法和标准是什么，普通老百姓却已经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适应着这个新的的时代。尽管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去弄清楚耐用消费品时代与生活必需品时代究竟有什么差异。这里所说的老百姓对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适应，更具体指的就是他们的消费行为。

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人们花在消费上的心思其实比今天少得多。几十元的工资，买完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肉、鱼、鸡蛋、粉丝、麻酱、布料、火柴和香烟等，再买完不定量供应的蔬菜、酱油、食盐和其他副食品，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候在消费上要花的心思，也主要是在精打细算上。而就消费的本身而言，几乎很少有什么选择性。食盐没有了，酱油没有了，无论兜里还有多少钱，都得赶快去买。就是手里没钱了，借钱也得买。因为那是生活必需品，不买，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生活必需品时代在消费行为上的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项目上几乎很少有选择性，二是要购买的东西，往往是数量多，单价低，三是在购买完生活必需品之后，收入已经很少有剩余，储蓄是很有限的。

但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的，在耐用消费品时代，用在食物等生活必需品项目上的花费，在人们的总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已经越来越小。而更多的花费，是在住房、电器、交通、通讯、子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项目上。其中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住房，也可以说是为生活所必需的，但其中的弹性是很大的。一幢别墅可以住，没有的话，一两间平房也可以生活下去。消费这些耐用消费品或大宗服务的特征，与生活必需品时代是明显不同的。首先，消费者的选择性大大增加了。无论是买房子还是买汽车，是旅游还是子女的教育，都需要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产品。其次，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房子几十万上百万，汽车从几万到几十万，就是家用电器，一件也往往要几千元。耐用消费品的这个特征，就决定了下一个特征，即人们在购买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时候，往往只靠当时的收入是不够的，而是要动用以前的储蓄，甚至还要动用以后可能有的收入（贷款消费，比如购买住房的按揭）。

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在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我们前面说过，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也就在这里。在西方，本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但在20左右年的时间里，怎么转也转不过来。最后是爆发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那么，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呢？从我们上面对西方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制度创新的内容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从对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特征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且需要花很大一笔钱，甚至要借贷。这就需要社会中的制度提供一种安排，使得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比较明确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将现在的钱花掉，甚至为了现在的消费而借贷。否则，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耐用消费品的市场也就难以形成。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恰恰是在经济大萧条那样的困难时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走向所谓福利国家的了。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目前我们国内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迫切需要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在另一方面，在最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失效了。

看一看日常生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由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因为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点钱，尽可能地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点安全感。而所谓的内需不足，所谓的市场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有关的。

在前两年人们普遍为内需不足焦虑的时候，许多人不明白：人们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他们在银行中不是有大量的储蓄吗？他们怎么就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消费呢？确实，与人们的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如果人们手中确确实实就是没有钱，那么讲扩大需求也就是一句空话。问题是，大量的存款是存在的，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也是有的。但是，人们就是按“钱”不动。政府直接的措施，就是连续而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从1996年4月起到1998年12月止，中央银行已经6次降低利率。1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经从原来的9.15%降到3.78%。到现在已经降到不到2%。按照道理来说，这样连续而大规模地降低利率，应该能够抑制人们的储蓄倾向，从而推动人们的消费行为。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将钱存在银行中，是为了得到利息。那么我将利息降低，你就不得不将存在银行中的钱拿出来进行消费，从而增加实际的购买力。

然而，道理是没错，预期却并没有变成现实。1998年3月底，中央银行第四次降低利率。5月份存款余额增幅反倒较4月份提高了1.2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6.8%。这与80年代一降息就出现抢购风，人们担心“老虎（储蓄）出笼”相比，已经全然是另外的一种景象。统计数字更清楚地表明，近些年来，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落后于GDP的增长。1986年至1997年，GDP年均增长高达9.8％，而同期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8.2％，比GDP增长率低了1.6个百分点。利息高的时候不将钱拿出来消费，利息低的时候仍然不将这些钱拿出来消费，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既然不是为了利息，那么人们储蓄是为了什么？是生活中的物品已经足以够用，因而没有了消费需求？是象某些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节俭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习惯于进行储蓄（据说这是亚洲文化的特征）？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关键是这个其他考虑。我这里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形成的用储蓄维持安全感的需求。

前些年在研究短期行为的时候，我曾经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因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预期，而一种较为长期的预期能否做出，以及所做出的预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然而，最近我却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在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借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

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从80年代的收入预期到90年代的支出预期的变化。在80年代的时候，人们非常重视的收入的增加。许多人都在经常盘算，明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收入预期。但到了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到收入是否会增加，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支出项目。如上面所说的子女的教育、购房、养老、医疗等。人们也在根据这样的预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可以称之为支出预期。为什么支出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增长幅度与支出增长幅度的对比。因为在目前正常的情况下，月收入最多只能以三位数增加，而上述的支出项目，往往是五位数的，甚至是六位数的。相对于可能会出现的五位甚至六位数的支出项目而言，三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依据制度的规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预期，可以说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饺子包好谁来买？

　　　　　　　　　　　　　　　　　孙立平

我们先设想一种情况：假如总共有13个人，其中有4个人包饺子并以此为生，他们同时还要依靠卖饺子的收入抚养和赡养5个人。现在，饺子包出来了。其中马上有9个人（包括其中两个包饺子的人）说，饺子是好吃，但我们吃不起，我们喝点饺子汤就行了。这样，能够买得起饺子的只剩下4个人。但在这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说：我是能够买得起饺子，但我不愿意吃，我想吃烤鸭。这时还有几个人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几乎相等。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包好的饺子找不到买主，只能积压在那里。如果那４个包饺子的人是以此为生，并要以此养活另外的５个人，他们的生计就要出现问题。

这样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或者说是所面对的困境。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好几个年头了。尽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对刺激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市场的疲软一直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中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所说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来临。在上篇文章中我说明了这样三点：第一，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声户哦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不同的；第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是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的一个基本制度因素。在本文中，我们将来探讨另外一个制约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的重要结构因素。

如果稍微观察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生活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比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不使用热水器，因为在那些生产热水器的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农民（除极少数之外）与热水器是无缘的；在城市中，在建筑工地上忙碌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别墅的、公寓的，豪华的、简易的，但这些房子与他们的居住，毫无关系。类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消费品，但他们却不是这些消费品的消费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也不可能人们生产什么就会消费什么，生产原子弹的人们就决不会消费原子弹。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耐用消费品。

如果使用一些宏观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目前的中国，差不多有13亿人口。在这些人口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即提供工业品和服务的，大约是4亿人。即城市中的2亿个劳动力，1个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1个亿的农民工。他们要养活的人口，大约是５个亿（以城市中的劳动力每人抚养或赡养0.5人，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每人抚养或赡养2人计）。那么，消费这些工业品和服务的有多少人？大约也是这个数字，即3个亿的城市人口，1个亿的富裕农民。当然，这样说是极而言之，因为剩下的人口，并不是完全不消费工业品，在偏僻的山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购买由工业生产的小食品（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那个人身穿的衣服的布料不是工业生产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已经进入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阶段，应该说这个判断离事实不远。同时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应当忽视的，即在能够有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的人口中，还有一个高消费群体，这个群体所消费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国内的生产所提供的，而是进口的物品。这就相当于我们开头设想的那个例子中不买饺子而吃烤鸭的那个人。

生产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与消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是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基本市场环境。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的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目前的问题之所在。在西方国家，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发生在其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工业生产能力有相当部分集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农村中的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之中。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已经住到城市中来了。当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进入工业之后，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特别是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对付市场需求不足，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阶段，而这些社会相应进入到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阶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程度；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因为造就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

然而，比较一下中国的情况，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迅速的工业化阶段。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1960年, 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 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 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 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 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是一种分裂的工业化。于是，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

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与消费耐用消费品不相称的低水平状态。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长期被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但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只要大量的农民仍然滞留在工业和城市之外，只要他们还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就不可能使他们的收入达到与城市中的劳动力大体相当的水平。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象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与农民无缘，就是许多日常消费品如牛奶、面包、许多副食品等，也为农民所可望而不可及。

其次，然而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是要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条件的。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的使用，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电，一个是要有上下水道。因为热水器无论如何不能安在农民那些没有上下水道、用砖砌成的厕所之中。没有上下水道，洗衣机也无法使用。于是我们在一些富裕农村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结婚时买的洗衣机被用来装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中的洗衣机市场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电冰箱的使用也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电，二是脱离“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只要出门就可以摘到一把新鲜的蔬菜，只要还不能消费大量的需要较长时间储存的食品，电冰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用途。

由此可见，分裂的工业化不仅将农民甩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将农民甩在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还有那么多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就不难发现，这个因素对内部市场需求的影响有多大。

阶层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市场

孙立平

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不仅需要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到城市中来（城市化过程的大体完成）以及确保人们长远预期和消费信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

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逻辑顺序：在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涌入正在扩张中的城市工业中来，这个过程在西方社会主要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完成的；在20世纪上半期，已经定居在城市的工人就开始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并且确实使得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胜利；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工人和城市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也为这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了条件。因为只有当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能够支撑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的时候，耐用消费品才会有真正的市场。到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在新的技术革命有力推动下，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开始不断壮大。这个中产阶级也就成为市场中消费力量的中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市场，必须形成一个相应的结构性条件，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我国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弱小。

在改革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过去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同时也由于腐败和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的发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其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近来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的趋势，不仅发生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城市中的穷人和富人之间，不同的地区之间。就是在在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山东省农调队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６５９元，但达到收入平均线的农户只有４０％，而６０％的农户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从最能标志购买力的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看，２０％的高收入农户持有的份额占总水平的３５．８％，其人均现金拥有量是２０％的低收入户的４．２倍。在农村经济较为活跃的江苏省，也出现同样问题。江苏省农调局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３５９５元，其中１０％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达１０２３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３％，而１０％的低收入户人纯收入为１１４６元，反而下降

３％。在农村总收入中，“人均万元”户占２３．４％，而“人均千元”户只占３．７％。

按照某些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贫富差距往往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因为贫富差距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假设总共有200元钱，在两个人中进行分配。如果平均地进行分配，每个人的月收入是100元。在这种情况下，又可以假定，按照一般的生活水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人要消费掉90元。这样，每个人每月只能节余10元钱，两个人总共节余20元。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有20元的资本形成。如果换一个办法，用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假如分给甲150元，分给乙50元，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乙的生活会相当困难，但50元也可以使他生存下来。当然，他也不会有什么节余了。甲由于得到的收入比较多，他的生活可能会奢侈一些。按原来的方案，他一个月只消费90元，但现在由于他的收入是150元而不再是100元，他可能实际会用掉110元。但尽管如此，他还可以节余40元。这样两个人加起来，节余的总额是40元。也就是说，有了40元的资本形成。这后一个方案与前一个方案相比，节余或者资本形成增加了一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无疑会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形成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这样的逻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要得意成立，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制约条件是资本形成，是供给。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经过20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告别了原来的那个短缺的时代。尽管在今天，资本和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的因素。经济能不能增长，企业能不能充分开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市场上是否卖得出去。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10年前，甚至在几年前，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还可以成立的话，在需求决定生产决定经济增长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但不复存在，甚至是完全倒过来了。在今天，过大的贫富差别，已经成为抑制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少数的富人获得了或拥有了收入与财富的大部分。而穷人则在收入和财富中占有一个较小的分额。多次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在我们目前7万多亿的居民储蓄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少数富人的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的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收入，但对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可能有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相称的需求。相反，在另外的一端，就是低收入者那里，尽管他们对耐用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但却没有现实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几乎就是必然的。

因此，要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创造结构性条件，就应当积极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而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近些年来进行的企业制度改革，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但从总体上能够来说，这种趋势并不很乐观。一些调研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社会结构仍然呈现出“中等收入阶层”弱小的特征。因为这个阶层的发育，并不仅仅是收入政策调整的结果，还需要种种其他的社会条件，如职业结构的变迁、白领职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等。

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之难以形成，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的存在。这个因素对国内需求，从而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我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农村居民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因此可以说，如果农民还不能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市场，我们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耐用消费品与常规性支付能力

孙立平

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得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当时许多的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不是数量也可以判断吗？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的收入，工资的按时、稳定发放，就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的按时而稳定的获得。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人们的常规性收入之外，存在着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之为偶得性收入。由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既使是在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中，偶得性收入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津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在今天工资仍然是按常规发放的，但其他的收入并不是按常规获得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非常规性收入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让我们首先从一个事例谈起。前几年时间，某个素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搞集资建房，由于所处地段较好，户型设计也不错，三室的住宅，需要集资20多万元。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职工可能支付不起这笔集资款。消息刚刚传出去的时候，人们也是议论纷纷，“谁出得起这么多的钱”？“我们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但出乎意料的是，到真正报名的时候，集资却非常踊跃，许多具有支付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些中年职工），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在究竟谁可以排这个队的问题上，竟引起了一场争论。

2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当时这个单位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话，相当于一个职工20多年的工资。如果考虑到前些年人们的工资水平要更低，对于其中的一些职工来说，他们自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全部工资收入也到不了20万元。那么，这些钱是哪里来的？由于这个单位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职工不掌握行政权力，因而大体可以排除腐败的因素。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这些钱一般是来自人们所说的“外快”收入，即第二职业的收入，或其他临时临时性的收入，包括出国所获得的收入等。

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当年全体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劳务收入是6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储蓄余额的增长则是6000多亿元。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农民的存款。但我们都知道，农民的存款在全部存款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这个数字就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一年城里人是没吃没喝过一年。但事实上，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吃喝得还不错。问题是，这吃喝、生活的钱是哪里来的？来源就是偶得性收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有些单位由银行发放工资之后，有些人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到银行中取一次钱，而日常生活靠的也是这种偶得性收入。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收入构成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的如下两个特征。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就象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那个单位的职工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用来购房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次，是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他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感觉到后者的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当然，这里有养车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收入结构有关。商品房的消费，也是同样的道理。购买商品房，并不仅仅要支付一笔巨大的购房款，同时也意味着每个月要支出一笔不菲的物业管理费用。这笔费用，多则一年一两万元，少则几千元。一些消费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房时，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物业管理费用的负担。在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特征，加上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的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款大多来自不确定的偶得性收入，他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购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为此以后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他也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